可能是因为大姐姐折断了我的叉蛙杆，将我逼赶出门，没有给我晚饭吃，让我饥肠咕咕地饿了一个夜晚，第一次尝到了有饭不能吃的难熬滋味吧，使我当天晚上，第一次梦见了母亲和在儿时带我最多的外婆，明天里，她们也时不时地，象在梦境里那样，在我脑子和眼前晃来晃去……晃得最多的，却是在我三岁，或许是四岁，我们家在杨场生活期间，一个同样炎热夏天发生的，与母亲折断我钩鱼杆、责罚我，外婆保护我有关的，对她们的初始记忆。
现在想起来啊，在这个有男尊女卑传统的国度里，是不是因为新社会妇女们突然翻身解放的缘故，儿时，痛我的、保护我的是女人，责罚我的也是女人。
杨场应该不比蒋场大，当时它们可能都是小公社级别的行政单位，现在是否有那个发到乡镇级的级别，我就不得而知了。它们几乎比村或湾大一些，比乡镇所在地又小一些，是一个集市或集镇吧，象这样的人类群居常葫，在中国应该很多了，我不哆嗦，读者的脑子里也早有印迹。
可杨场的粮店比蒋场的粮店大多了，它建在天门河边，好大的一个院落，后来听母亲说，它是没收来的，杨场最大的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榨房和粮仓，不象蒋场粮店是新建的，着落在现在已经消失的蒋场无名小溪旁。杨场的家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准确点说，应该称之为我生活过、居住过的地方，至于我们中国人常用的家这个概念是什么，有什么条件，是什么状况才能称之为家，我确实不知道，但愿我把杨场粮店称为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没有辱没中国人关于家的美好观念。
虽然全球变暖被翻来覆去的说，好像成了真理，但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６０年代未的大热天的骄阳和热浪并不亚于这个世纪，用母亲的话说，那里的空气是划得燃火柴的。哈哈！
杨场粮店的老仓库虽然比蒋场粮店的新仓库矮小，但住房和院子却比蒋场粮店的大得多，青壮年男人们以强健的体魄，依传统的经验和协作方式，将粮食堆成一垛一垛，油桶堆成一个个小山丘。
顶着烈日，披着棉布或麻袋披肩，踩着长长的木跳板，迈着深重的步子，哼着轻松小调，一起一伏地将１００多斤，满装着谷子或米的麻袋扛到粮垛上，是不能戴草帽的。和我差不多大的一群男孩子，围着他们转，嘻闹着，喊叫着，争抢着，顺着粮堆奋力往上爬，再从另一边慢慢拉起的，遮风挡雨的大油布上，屁股底下垫上各式各样的杂物，比如破竹撮箕之类后，欢呼着往下滑，比现在坐蹓蹓板滑下，要游离快速得多呢。只是来不及垫屁股，就被同伴挤下时，屁股底下就象着火冒烟般，嫩屁股被磨得火辣辣地，刺心的痛，忍受不了时，一个顺势翻滚，滚出滑道，在一片哄笑声、间或“翻车啦！”的叫喊声中，体验用满是汗渍的皮肤，对抗烫心油布的煎烤，也着实刺激惊险，一个夏天下来，我们那些玩皮的黑蛋小伙伴，好像没有那个没有挨过打，也没有那个没有搽过红药水、蓝药水。
但这一切没有阻止这几乎是唯一刺激而好玩游戏的继续、我们玩得比干活人还买力，汗水流得可能比他们还多，虽然从数量讲，我们童子军不如扛包运粮的人多，但比他们制造的气氛热烈得多。或许他们是我们的主心骨，而我们却是他们的激励人？
母亲说夏日骄阳将人晒黑与在窑中将木材烧成黑黑的焦炭是差不多的，如果眼白和牙齿能够晒黑的话，我可能全身上下不会有一处是白的了。反正她工作忙，没有时间管我，外婆说我不象人像了，她就笑笑说：
“男孩子黑点好，野点没有关系，拚着命玩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只要健健康康就行了。”
玩这种让我开心的游戏，我完全不用担心母亲会把我怎么样，也没有父亲的影子和概念，更不用担心晴天霹雳冒出一个严厉管教我的父亲来，只需时时警惕外婆的出现。外婆是小脚，跑是跑不过我的，抓也抓不牢，浑身是汗，溜起来象只泥鳅的我；不过只要一不留神，玩得得意忘形了，就会被绾着簪，穿着象刮了一层闪光黑泥短袖衫的外婆，直接拧牢耳朵拉回家。